王厚明

　　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，歐陽修任翰林學士，主持編寫《新唐書》并獨撰《新五代史》。而宋祁同是《新唐書》的主編。從年齡和資歷上看，宋祁是歐陽修的前輩，但歐陽修并不認同宋祁的寫法。歐陽修統(tǒng)稿，講求文筆通達，體例劃一。宋祁詩詞非常精到，但在修史寫列傳時喜歡用生僻字，似有為吸引眼球而賣弄之嫌，影響了對文意的理解。于是，歐陽修準備委婉地勸說。

　　一天早上，歐陽修在唐書局門口寫了八個字：“宵寐非禎，札闥洪休。”宋祁見后端詳半天，才明白過來，對歐陽修說：“這不就是俗話說的‘夜夢不詳，題門大吉’嗎？至于寫成這樣嗎？”歐陽修笑道：“我是在模仿您修《唐書》的筆法呢。您寫的列傳，把‘迅雷不及掩耳’這句大白話，也寫成‘震霆無暇掩聰’了不是？”宋祁恍然大悟，不禁有些汗顏，便調(diào)整了文風，追求平易，用詞不再生僻。

　　看來，故弄玄虛、繁文縟節(jié)之風古已有之，也屬人性之特點，及至今日并未消減。有人曾問“有些人為什么會那么忙”？回答者沒有做任何語言解釋，只是給他看了一道數(shù)學題“9-4=？”。幼兒園小朋友都會做的一道減法題，卻動用了各種計算方式，搞得演算過程無比復雜，形象地揭示了當前基層形式主義產(chǎn)生的根源：簡單問題復雜化�？赐旰�，提問者豁然開朗。

　　《半月談》曾對農(nóng)村婚喪陋習進行過調(diào)查，2017年時，在河北邯鄲市的一些農(nóng)村，村里的男青年結(jié)婚，彩禮錢得20萬元左右，有的甚至更多。除了彩禮之外，其他開支名目眾多，例如“三金”、見面費、趕集費、媒人費等，合計5萬元至13萬元不等。以廣平縣某村為例，辦一樁婚事的花費在50萬元左右，是10年前的7倍。而喪事大操大辦也一度成風。燒紙房子、請歌舞、燃放煙花爆竹……不管生前孝不孝，死后風光走一程。一些村莊的農(nóng)戶互相攀比，誰家有人去世了，如果沒請個戲班唱幾天，就會被人戳脊梁骨說不孝。“一喪三年緊，一婚窮十年”，婚喪嫁娶繁文縟節(jié)、大操大辦，令許多農(nóng)村家庭不堪重負、苦不堪言。人人反對、人人痛恨，卻又被裹挾著，只能照辦。這何嘗不是受制于陋習的故弄玄虛？又何嘗不是顧及面子的自我折騰？

　　現(xiàn)實中，習慣把簡單問題復雜化，層層加碼、亂提要求是癥結(jié)之一。為求政績盲目攀比，體現(xiàn)自己有所作為，設(shè)置過高的考核指標等，也導致形式主義問題屢禁不止，造成機關(guān)的“亂忙”和基層的“忙亂”。同時，愛表現(xiàn)、圖虛榮也是一大誘因，履新也好、落實一項工作也罷，常冠以所謂時髦的提法、繁瑣的流程、復雜的形式，還加以總結(jié)經(jīng)驗、表彰宣傳等，賣弄能耐、故弄玄虛、標新立異，以顯示自己高明、有思路有方法。還有流量至上、娛樂至死的誤導，如為追求點擊率，抖音、微信等平臺的文章或短視頻標題黨盛行，往往運用夸大其詞、荒誕怪異等手法制作噱頭感十足的題目，以博取大眾眼球。當然，也有追求形式的“繁瑣哲學”惹的禍。比如，日常的事，非得大張旗鼓，大造聲勢；簡單的事，偏要舉輕若重，反復折騰；清楚的事，卻還另立新規(guī)，另搞一套。

　　任正非在管理中有“七反對”觀點，其中一條就是堅決反對繁瑣哲學，反對把公司流程做得很復雜。復雜無非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，但這會消耗公司的活力。不難看出，簡單問題復雜化，要么是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，不分矛盾主次，要么是在形式、過程上繞圈子，“新瓶裝舊酒”。其實，搞得越是復雜，越會偏離事物的本質(zhì)。搞花架子，做表面文章，只會徒增辦事成本、虛耗時間精力，最終是滿足了面子，丟掉了效益，甚至造成價值扭曲和認知混亂。

　　毛澤東同志曾斷言：“繁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。”推進工作不僅要懂得“領(lǐng)異標新二月花”，更需要知道“刪繁就簡三秋樹”。工作中，不趕潮流、不媚世風、不亂折騰，注重縮減規(guī)模、簡化程序、降低成本，學會化繁為簡，善于舍末求本，才能開創(chuàng)求真務實的新格調(diào)。

　　即便是生活中，埋頭于繁雜的事物，一個人也將永遠無法擁有清凈豁達之心。舍棄心中的繁雜，那份清透便如天籟注入心田。有時候，生活太過繁瑣，反而是桎梏，活得簡單，才能活出自由和趣味。